认为收取手机月租费不合理，律师董正伟致信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后者公布制定月租费的法律及科学依据。收到董的这一请求后，工信部回函做了一些解释。(7月22日《京华时报》)
在我看来，这一回复颇有些玩游戏的味道，其核心点有三处：一是通信商的市场份额属商业秘密不能公开；二曰，关于支付月租费的用户有多少，对不起，国家统计局未立此项目，运营商不提供；其三，月租费的定价依据是1987年和1994年主管部门先后所发的文件规定。
这样的辩词太牵强。首先，关于月租费的用户多少问题，即使你不说，其实消费者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原电信部曾公布，2006年我国单手机用户就有4.55亿；而今手机普及率已达38.8%，之所以不想说月租费的收取总金额和总户头，无非就是因为这个数字未免太过惊人，而这块利益蛋糕实在太诱人罢了。
在被问及“法律依据”时，答复显然也太随意。21年前的老邮电部下发的红头文件，竟然能“红”至今朝？一部机器用久了都得进行大修，何况是一纸早已蒙上岁月之尘的部门红头文件呢？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身边有几人能“扛得动”像砖头般粗状的大哥大呢；而安装一部固话，一次也得交五六千元的初装费。显然这种不问时光的“抄故纸”做法只能徒增笑耳。
低成本的信息交流是一个国家现代文明与经济发展的标尺。手机、固话、上网等，如果公民在这方面堪负过重，就必然会制约社会信息化建设和发展的步履。我国有这样一种现象：明明带有浓厚公共服务色彩的东西，偏偏被少数机构与商人掠去作为“提款机”。
这种不正常的致富手段，的确应引发我们社会的全面反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