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条例(草案)》规定，乘客应主动让座位给老人、孕妇等特殊乘客。不履行义务，驾驶员、售票员可以拒绝其乘坐，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还可以对乘客处以50元罚款。
公交车上不给老弱病残让座的事，时有所见。政府想用罚款的办法促成良好行为的形成，却越过了起码的边界。在法治社会，来自公权力的罚款是有边界的。这边界，既是合法性的限制，也是合理性的限制。
说到罚款的边界，这里不妨讲个古代罚款的故事。
五代时期一个叫做赵在礼的人在宋州做官，后来要调动到其他地方去，老百姓互相祝贺说：“拔却眼中钉也。”赵在礼听说后，向朝廷要求继续到宋州做官，每年向每个户口征钱一千，名目是“拔钉钱”。同样还是五代时期，吴王诏令庐州节度使张崇入朝，庐州也民奔走相告。谁知张崇后来重回庐州，向百姓收取和“拔钉钱”一样的“伊渠钱”和“捋须钱”。
无论是“拔钉钱”、“伊渠钱”还是“捋须钱”，都是对不敬官员的百姓的罚款。这说明，在中国古代，一个地方官员，都可以决定对辖区所有人进行罚款，随意侵害百姓的财产权。郑州处罚不让座的乘客，与古代官员随意罚百姓款何异？
罚款侵害的是人们的私有财产权。私人财产权在古代社会不能得到保障，官府很轻松就可以通过罚款，没收或征用而将私人财产转化为官府财产。一直到改革开放后，乱收费、乱摊派和乱罚款，仍然是危害甚烈的三乱。中国社会法治建设的进程，同时也是法律保护公民财产权、约束政府随意侵害私人财产权的过程，约束政府的罚款权就是其中之一。十多年前，国家制定了《行政处罚法》，用法律来规范行政处罚行为，对于罚款的种类和数额，法律都有规定和限制。但是，《行政处罚法》对于保护公民的财产权，约束政府的罚款权仍然过于宽松。比如，按照该法规定，对于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省府城市的政府“可以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限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这就是说，像郑州这样的省府城市，或许真的“可以”依法设定对不让座乘客的罚款。
但是，即使法律有这样的授权，那也只能是“可以”，而不是“一定”或“必须”。城市政府能不能自行设定罚款事项，制定罚款限额，还得遵循合理性，就是我们中国人平常所说的天理，或者西方人所说的“自然法”，得合乎普通人都能够认可的公平公正，也得考虑可操作性。
如果考虑这些情况，对不让座者的罚款就更加说不通了。要求公交车的乘客让座，说明车上已经没有空座。数十人乘客中，到底谁，负有必须让座的义务？如果说有义务，那么，全体乘客都有义务，你处罚谁？处罚全体乘客？还有，现在公交车大多无人售票，如果要罚款，是不是还要增加司乘人员？尤其，罚款是行政处罚行为，为了罚款，是不是还得在每辆公交车上配备有罚款权的公务员押车？
公交车上，给老弱病残孕妇让座，体现社会的文明。政府想用罚款来促进文明，其心可嘉，却是对罚款权的滥用。虽然这个规定还在讨论中，但是政府将这种意见提出来本身就是值得警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