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一高架桥因紧邻武大遭校方反对停工。武汉市民对这座高架桥寄于了“天堑变通途”的希望，竣工后可以解决数十万人的出行难题。但对于比邻大桥的武汉大学来说，这个钢筋水泥的巨型建筑如同噩梦。高架桥一旦成型，将有几十米长的桥身横跨于武汉大学侧门外。(7月2日《中国新闻周刊》)
来过武昌的人都知道，街道口除了人剩下的就是车。此段路交通的拥堵堪称武昌一绝。步行两分钟的路可以让你坐车花20分钟。高架桥的建立，无疑会大大解决市民出行问题。然而，高架桥却挨着武大建。原本一件让人称快之事，变得波澜起伏。这一边是百年老校特有的人文景观，一边是市民出行的民生问题。这一座高架桥承载的东西远非交通问题。
面对这两难的问题，有些人认为，武大置千万人的公共利益不顾，为了所谓名不副实的人文氛围，有点太自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焦点的碰撞，源于高架桥。高架桥是政府部门规划的。也就是说，政府部门在规划初期就没有做好应该可能出现问题的准备。从新闻上我们看到，政府部门就高架桥是否紧邻武大而建，只抽样调查了46人，这46人的观点能否代表整个武大，能否代表一所百年老校？
如此大的工程，不论是从武大所承载的历史文化，还是武大与高架桥的地理位置，武大作为涉及单位，为何没有得到事前的意见征求？政府如此“轻视”这所百年老校，由此衍生出一个问题，武大之于武汉，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升一点说，如今的大学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是不是鸡肋？
武汉大学城市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在元先生，这位享誉世界的设计师在高架桥曾有场讲座。讲座的开场白就铿锵有力说：“一个国家的落后在于大学地位的低下，一座城市的愚昧在于忽视大学的存在，一批官员的无知在于无视大学的尊严。”
大学之于官员，是带不来高效而卓著的政绩的。换句话说，对于官员来说是一项没有即时回报的投资。但是，但凡文明程度越高的城市甚至是国家，大学的重要性是无可比拟的。以色列在立国之前，成立了希伯来大学，建校校长魏茨曼就是后来以色列的开国总统。日本的崛起，就在于有一所大学，有一位大学校长——福泽谕吉。
同样武大，这所在大浪淘沙中的作为武汉文化的中流砥柱而坚持下来。武大所形成的景观，不论是内在的人文精神氛围，还是外在的牌坊建筑，她已是这个城市百年来的招牌和标签。一旦高架桥建设完工，让生存于斯，感受于斯的人们，如何在不伦不类的外壳之下，去寻求大学特有的精神气质。这就好比是穿着唐装汉服去吃着三明治，我想个中滋味并不好受。
在中国许多城市街道为一棵百年老树让路，武汉的一座高架桥为什么不可以为中国的百年老校让让路？我们与其质询武大的自私，还不如多问问政府部门的规划是如何出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