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代会开过后，诸多部委纷纷新桃换旧符。掌握大权的国家发改委新主任张平近日来在网上被热议，原因是他毕业于安徽省银行学校。在一大帮博士、硕士至少是学士中，这位正部级官员的中专学历引来了众多的喝彩。有人跟帖说：凭他的地位，弄个圣斗士都不难，不用说博士了。相当多的网友说，至少能说明他诚实，同时也自信。
一位高级官员的品格笔者不敢妄评，自有一套法定的评价体系。但公众对一个低学历高官的厚爱，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官员普遍在担任公职时取得的高学历引起广泛的质疑，人们不能不怀疑官学之间的某种利益关系。而一个已任副部级多年的官员，甘愿守着一张中专文凭就难能可贵了。有人在网上评价说，现在一个县长都能轻易从高校弄到博士学位，而且一点不耽误他处理繁忙的公务，张主任这么大的官，不知有多少高校愿意送文凭给他。
官员学历高当然不是件坏事，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干部专业化很有成就，问题是官员们的学历有多少是做官时取得的？他们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期间究竟有多少学习时间？他们的论文是如何撰写答辩是如何通过的？沈阳“慕马大案”中被处死刑的原副市长马向东的秘书王晓方，近来因几本官场小说声名鹊起，他对媒体透露当年马向东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就是他捉刀的，因此得到马的重用。
中国社会有着极度重视出身或学历的传统，“文革”的反智行为只是这种社会潮流在特殊历史时期偶尔的反动，高学历的人多数时候还是“香”的，受到社会普遍的尊重。科甲时期重出身虽然和现代重学历不能简单对比，但社会集体心态是一脉相承的。明清两代有非翰林不能入内阁做大学士(民间俗称拜相)的惯例。清朝有一个举人拜相的特例是湖南湘阴的左宗棠，那是因为他立下平定东南、收复新疆的不世功勋。即便如此，生平豁达的他对自己举人出身总耿耿于怀，据说他带大军入疆时，得知三年一次的会试将要举行，上奏折请求朝廷派人来代自己带兵打仗，自己赶回北京参加会试。老佛爷抚慰他一番，法外开恩赐了他一个进士资格。对重视“高学历”到畸形变态的社会风气，明清两代许多有识之士予以过尖锐的批评。明朝隆庆时吏科给事中贾三近曾说，朝廷派下去的巡抚巡按过于重进士轻举人。同为知县或知州，同样的施政宽厚，如果是进士出身，就说他是安抚得当，如果是举人出身，就说他姑息养奸；同样的为政严明，进士出身的就说他精明能干，举人出身的就说他严苛暴戾。说到底，这样的怪现象之所以大行其道，还是官场流行的考核标准出了问题。
真正有能力的人，是不用高学历做支撑的。明代的海瑞清代的左宗棠都是举人出身。陈寅恪当年游学日本、欧洲时，却没拿到一张文凭。萧公权说：“我知道若干中国学者在欧美大学中研读多年，只求学问，不受学位。陈寅恪先生就是其中最特出的一位。真有学问的人绝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
可现在，无论是官场还是学校，悠悠万事，文凭为大。即便谁有左宗棠、陈寅恪那样的自信和能力，时代变了，能否冒出来很难讲。所以，一个中专学历的部级高官，才显得如此的稀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