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下，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我国要把抑制物价的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谢伏瞻指出，要调整理顺务工和务农收入的比价关系，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降低劳动力成本所推动的通胀压力。(《新京报》3月23日)
对谢伏瞻局长“调整理顺务工和务农收入的比价关系，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的建议，笔者深表赞同。但是，谢局长又以抑制物价过快上涨为借口，欲“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降低劳动力成本所推动的通胀压力”却号错了脉，也用错了药。当前，物价上涨已经成为全国老百姓都在关注的大事，抑制物价过快上涨事关国计民生，也是政府的当务之急。但是，我们必须客观、理智和公正地看待问题，找出物价上涨的深层原因。当前，促使物价上涨的原因有很多，当然也包括企业用工成本的增加，但是，就此把物价上涨归咎于是务工收入太高，我看还是有失偏颇。
随着竞争的加剧，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打工难，找到高收入的工作更难。务工收入高不高，得问一问务工的农民兄弟。而务工收入高不高，也不应该与“种粮”看齐，而应该与“非农”业看齐，看看这些务工的农民，收入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然后再开出“药方”，这才比较客观，也比较公正。而将务工收入与种粮收入作比较，如果不是官员对农村和农业的无知，那么就是在故意混淆视听。
近年来，由于我国的农业基础比较薄弱，农民的种植成本较高，加上缺少必要的政策、资金等扶持，农民的投入与产出严重不成比例，农民收入偏低，有的甚至在亏本种田，导致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下降，这种情况因为国家出台并执行取消农业税等优惠政策而有所改观。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减免税负只是减少了农民的负担，并没有从根本上增加农民的收入。由于种植成本、管理成本以及加工成本的增加，农民的收入实际上仍然停滞不前，种粮利润微薄甚至无利可图。为了弥补收入不足，一些青壮年农民大多选择了外出务工，直接导致了外出务工现象的增多，这也是我国农村的实情。
因为穷，因为收入低，农民才选择了外出务工，务工收入高于种粮是显见的道理。“调整理顺务工和务农收入的比价关系”是必要的，但这种调整和理顺，应该是增加务农的收入，而不是降低务工的收入，更何况，那些打工的农民兄弟并不是高收入阶层，为何抑制物价的“大刀”却向农民工的头上“砍”去？今年，由于《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很多企业纷纷在喊增加了他们的用人成本，一些企业采取种种手段来规避《劳动合同法》，有的甚至声称《劳动合同法》损害了企业利益，建议对其进行“修改”。对此，有关专家以一针见血地指出，并不是《劳动合同法》损害了企业的利益，而是企业长期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因为《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行为进行了约束，企业一时无法适应，就对《劳动合同法》产生了对抗情绪。专家的分析可谓是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企业对责任不是尽多了，而是太少了。一些企业对抗《劳动合同法》，是社会责任的一种缺失。
与企业嚷嚷增加成本如出一辙，谢伏瞻局长也提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所推动的通胀压力”的观点。我们承认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也可能提高企业产品的价格，但这不是物价上涨的关键。民众之所以感觉物价上涨的压力，固然是物价的增高，但收入没有增加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收入与物价一样水涨船高，那么，民众还会感受到物价上涨的压力吗？显然，民众的收入不是高了而是少了，降低农民工的务工收入，也就没有任何道理。抑制物价上涨，需要多方配合，如果降低工资收入也算是“调控”、“理顺”的一种手段，那么，请谢伏瞻局长建议，先降低那些高收入群体的工资，然后再拿低收入的打工者说事，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