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个省市在100条(段)公路上违规设置收费站158个，违规收取通行费149亿元；而一些允许收费的经营性公路，收费期限过长，通行费收入竟高出投资成本10倍以上……
这是国家审计署27日在2008年第2号审计公告中披露的细节。由审计署担纲对公路乱收费问题进行审计和曝光，确属近年鲜见之举。而这一新闻之所以引起公众高度关注，原因无非在于：其一，泛滥的公路收费站这个“钉子户”已让国人忍无可忍；其二，鉴于“审计风暴”的巨大威力，人们期待此次审计部门的介入能成为整治公路乱收费的一个契机。
这种心情绝对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的收费公路比例之高，在全球可谓登峰造极(占全球70%)。在我们并不遥远的记忆中，还遗存着一段令人脸红的日子：上世纪90年代，似乎一夜之间，我们脚下竟难觅几条免费公路；一条年久失修的国道上，每个县都可以在自己地盘上随意设卡收“养路费”。明明是中央政府投资修建的“国道”，却成了某些地方政府(部门)的取款机。这种令外国人难以置信的政府行为，随着中央的再三严厉整顿，终于有所缓解，但依然积垢难除——从审计署的公告中，诸如“违规设站”、“提高收费标准”、“将政府还贷公路随意转为经营性公路等”这样的描述随处可见；再比如，在一些省市，二级公路的收费比例竟高达92%，无异于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转嫁给了公众。
客观地说，这种公路乱收费的奇异景观，是转型期中国在自己独特发展模式下出现的一个“必然”。改革初期，由于资金缺乏，面对陆地交通的巨大瓶颈，利用民间资金“借鸡生蛋”大建公路具有历史合理性，也促进了交通大发展。考虑到这一历史实情，既然承认了其历史有效性，则我们不得不直面其“副产品”——政策性“开闸”之后，洪水一泄而出，泥沙俱下，这时再想封闭闸门，一是洪水已经泛滥，二是阻力和难度太大。那么，如何在既成事实的框架下和“余痛”中，尽量减少一些部门和地方浑水摸鱼、恶意扩大收费范围、拉长收费时限的行为呢？
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如何遏制某些部门——这种最不该与民争利的组织——谋利冲动的问题。改革开放后，“致富”得以提倡，但一些部门也加入其中，进而演变成了一种非鹿非马的“创收文化”。在这种亚文化熏陶下，拿公权创收成了“本事”，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出现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奇观。这时，“有根有据”地援引红头文件“合法”创收便成了最便捷的路径(而这种“援引”中，显然不乏有意无意的曲解和移花接木)。公路“收费还贷”，既简便又实惠；“要想富、先修路”也变形为某种杀鸡取卵式的“开发”……
很显然，面对公路乱收费的“国情”，若不树立有关部门的公共服务意识，荡清这种“创收文化”的潜规则，割断一些地方和部门与民争利的潜意识，纵然这次审计署的曝光和整治能有所斩获，过不了多久，类似问题恐怕还会“前度刘郎今又来”——而这，又涉及公共财政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更是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