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梁惠王对前来造访的孟子介绍自己的执政措施：河内地区若有饥荒，把那里的部分百姓迁移到河东，同时把河东的一些粮食运到河内。假如河东遭受饥荒也是如此应对。可见，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治理者也深刻地认识到，抢险救灾是一个政府重要的职能之一。
梁惠王统治的魏国仅仅是山西、河南黄河两岸的土地，其抗风险能力有限，如果河内、河东都发生饥荒他将如何应对？中国自古就是个灾害频发的大陆型国家，多数人遭受灾荒后不可能像当年爱尔兰大饥荒时居民纷纷扬帆渡过大西洋去新大陆讨生活。这块土地上的人们遭灾，只能靠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互相救济方能渡过难关。笔者认为自然灾害频发的中华大地，小国寡民很难生存下去，需要一个大国政府来组织民众应对各种危机是重要的客观原因。
同时必须看到，和今天相比古代中国是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经济为主的农耕国家，居民生活的标准很低——免于饥馑而已，因为经济形式和生活方式的落后，同样程度的灾害，其对社会生活和全局的影响程度远不如今日。假设一下，在3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前夜的1978年之初，华中华南腹地遭遇到现在这么大的冰雪，影响恐怕就不如今天这样巨大。因为那时候，滞留在广州车站、困在京珠高速路上的旅客，绝大多数作为社员呆在一个个村落里；那时候飞机只是极少数人出行的工具，机场的关闭无关于普通人的生活；那时候人们主要靠书信往来通报信息，不用如此依赖电话、手机；除了城市之外，多数农村还靠油灯照明。
三十年来，中国民众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经济形式的变化，用翻天覆地来形容毫不为过。当年的放牛仔纷纷进城开上了汽车，用上了网络。当年地里耕种的农民在人生的暮年也赶上了高科技改变生活的大潮，他们守在家里用电话和远处的儿女联系，通过电视了解山外的一切。社会因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变得更文明，也看起来更强大。这种进步和强大的结果是人和人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依赖程度更高，人们对工具的依赖程度更高。整个社会的运行系统越来越复杂和精细化，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带来的后果都是灾难性的。比如停电会使一个城市瘫痪。人类社会的阿喀琉斯足踵更容易暴露在外，因此在重大灾难面前，一个人或一群人应对灾难的能力更加脆弱。如果不是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纽约而是在冷兵器时代，恐怖分子要谋杀几千名平民不会那样简单，他们必须组织军队骑马挥刀去攻占城池，几千名平民也不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殒命。
因为社会的发展人们彼此依赖程度的加大，民众对政府的管理能力、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要求更高。同样也要求人与人之间更有相互救助的道义责任。整个国家越来越成了一个彼此不能分割的整体，一个家庭中父母呆在灾区某个山村里，儿女分布在外地不同城市已成为中国今天的社会常态。雪灾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雪灾需要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共渡难关，已经不是一句简单的宣传口号，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无论是阳光明媚四季如夏的海南，还是人们猫在有取暖设备房间的东北，都不能完全免于此场灾难的波及。这在三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史也是五千年抗击灾难的历史，在战胜灾难的过程中这个民族越来越强大。这场雪灾和历史上一次次灾难一样，在带给我们教训的同时，我们这个民族一定会通过抗灾收获些什么。尤其是在这个广土众民的国家由传统农业社会急剧向工商业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灾难将促使政府和民众更加成熟。
雪落在中华的腹地上，也落在无数炎黄子孙的心头上。一个民族风雪同行，等春天来到的时候，我企盼融化的不仅仅是大地上的冰雪，更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告别村庄告别熟人社会，陌生的人们聚集在城市里，人们之间需要一种比农业社会更可靠的信赖关系和更博大深厚的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