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有读过这么爽的评论了。这是鄢烈山先生的《恶心黎元江》。刊于2007年9月27日《东方网》。评论缘起于黎元江“狱中得博”。鄢先生文章引发我浮想若干，录以备忘。

　　黎元江，入狱前官至广州日报社长、广州市委宣传部部长。因贪腐获刑12年。此前一个新闻是他“狱中办报”。这回“狱中得博”，是说他在狱中获得了博士结业证书，论文与他的“本行”有关，题目是《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报业跨国化》，“获导师高度评价”。

　　我没有读过博士，一时也不知道“读博”“出博”需要什么样的“程序正义”。中国人民大学对他的论文“郑重地”进行了“专家鉴定评审”，看来是不需要“论文答辩”什么的，反正“导师高度评价”就好，这就是“实体正义”呗。只是委屈黎元江了，仅仅因为在狱中服刑、“不能前往学校上课”这样的“外在形式”不合格，完成博士学业、达到博士水平，也得不了“毕业证书”而只得个“结业证书”。结业就结业吧，我们的黎博士像个博士就行。

　　让我感到分外奇怪的是，报道说，“今年8月2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李景治教授，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李宝俊教授等一行3人专程从北京到四会监狱，向黎元江颁发博士结业证书”，请注意，这里可没有说到监狱里进行论文答辩，而只是“颁发博士结业证书”。一个读博士的人，仅仅得个“结业证书”，为了颁发这么一个“破证书”(网友言)，就这么大老远的从北京跑来，这算什么事？

　　狱中人士，当然有读博的权利，问题是为何为了颁发一个“结业证书”就弄得如此兴师动众？是因为黎元江原先就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是因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们与黎元江私交甚好？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导们特别爱才？是黎元江狱中读博有特别示范意义所以进行“狱中授博”？但我看不见什么“爱才”“重才”，看见的是“爱官”“媚官”。

　　试想，黎元江入狱前，不是什么广州市委宣传部部长、什么广州日报社长，而是广州日报社里的一位中层领导，或者一名普通骨干，今天会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此般厚爱乎？在“人、才、官”这个序列里，一般道理是：“人”始终是第一位的，所以要“立人”；“才”当然也很重要，所以要“爱才”；至于“官”，这个世界大抵是“官者爱官”，其他人的“示爱”，充其量只能算“媚官”。媚官心态在当今社会泛而滥之、滥而泛之，这已经不用说了。“重才”还是“媚官”？在中国人民大学与黎元江的关系里，公众应该问个答案。更倒灶的是，如今已从“媚官”进一步发展为“媚贪官”。可笑的就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那班高人们这回的举动，不仅涉嫌“媚官”，而且涉嫌“媚贪官”。所以这个“授博黎元江”的问题，不仅仅是“重才还是媚官”的问题，还是个涉嫌“重假才”和“媚贪官”的问题。

　　监狱里自学成材，向来是正面形象；人民大学在监狱里给予黎元江“博士结业”，则“巧取”了这个“正面形象”；若是在“媚官”心态的配合下黎元江才“得博”，这算不算是“豪夺”，有待历史的验证。狱中之贪官若是“巧取豪夺”，当然让人恶心，但还不可怕；大学博导们如果“谗官”“媚官”甚至“媚贪官”，那可更恶心，那是真可怕。不管怎么说，这个黎博士，可谓“史上最牛的狱中博士”也。

　　如今吹捧黎元江、竭力为黎元江这个前官员维护“形象”的人，可是仔细看过他那些令人恶心的斑斑劣迹？你以为他仅仅是“才子加流氓”一般“可爱”？《正义网》的贪官档案里，对黎元江的记载很详细，这里摘一点：买地、买设备都拿“好处”，人民币、港币、美金通吃；卖官卖得很起劲，给钱就给官位，典型如某人先后11次给了他20多万元，他就帮人家某到肥缺；指示下属购进滞销的新闻纸，从中狠捞好处；截留境外巨额广告费，在香港弄了个公司，该公司违规截留境外广告费8440万港币……更恶心的是生活糜烂“女人通吃”，他承认“至少跟七名女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与同报社的女总编姘居，报社花费二亿元修建的宾馆，专设“总统套间”供他俩寻欢作乐；与社长女助理有染；从北京高校挑来多名年轻女大学生当黎随身秘书，甚至支付给“青春补偿费”之类；在北京弄了个少妇做姘头，将其破例提为“处级记者”享受万元月薪……这样的“贪腐天才”，却被许多人特别是媒体记者所“崇拜”，亦被教授博导们所“谗媚”，可见今日世风已经飘成什么模样了。黎博士的论文如果选题为《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报业官员贪腐化》，肯定做得更精彩。

　　如今我很想看看黎元江博士那获得高度评价的论文究竟是嘛玩意。黎博士最好将它拿出来晒晒光，当一回“博士晒客”。如今中国硕士博士“大跃进”，硕士博士早已泛滥成洪，多到阿猫阿狗皆博士了，一些只知道“读个博士”的博士，其学识“博”到论文不堪卒读，已不奇怪；硕士博士做论文，大约早已不需要到实践与实验中得什么素材数据了，待在房间里就可完成。所以，黎博士狱中论文的水平“国内领先”不是不可能；希望黎博士勇敢地“晒出”他的“真才实学”，把更多的人给倾倒。

　　想必，黎博士是个天才罢。早先有报道说，被审判前，他曾提出一个“特别请求”，说自己从本科到博士研究生攻读的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这个专业目前在中国，人才已经不多了”，而且他手头正在做《社会主义400年》第三卷，“希望给予从宽处理”。从原来那个论文选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跳转到如今这个博士论文“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报业跨国化”，尽管都很“国际”、都很有“全球眼光”，但毕竟是不同领域的两回事，这位黎社长、黎部长肯定是“太有才了”。那个多卷本《社会主义400年》和这个《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报业跨国化》，都应该拿出来让我们学习学习嘛。他毕竟弄的不是爱因斯坦的“理论物理”，而是“理论党史”、“理论新闻”之类，我们不难看懂的。

　　监狱外，官员热衷读博，算是一种权利，但弄不好就是一种“真权力、伪权利”；监狱内，官员喜欢读博，亦是一种权利，可说不定同样是一种“伪权利、真权力”，只是这种“权力”是“权力惯性”或“惯性权力”而已。为黎博士举行的狱中证书颁发“仪式”，很可能是要被证明为“媚官仪式”的，甚或有可能成为“史上最牛的媚官仪式”的。“媚官”情态中的博导们，是很容易“勃导”的，说黎元江“在新闻媒体的产业化、国际化方面有丰富的实践”，就是一种亢奋情态下的“勃导”胡话。“准垄断”形态下的报纸，做得如何天一样大，都与“产业化”“国际化”八竿子打不着，更不值得公众尊敬，就像垄断国企什么“油”什么“化”无法让人尊敬一样。其实，“媚官”博导也压根儿不是“敬重”什么“新闻媒体国际化产业化”，而是“敬重”里头的官员呢。学术中国，已有太多的人基本没长骨头。

　　在我们这个擅长滥发“第一”的时代，当初封黎元江为“中国报业第一人”，过不久未免就会被人耻笑；如今若说他是“中国报业受贿第一人”，倒也蛮恰当。而说这位前部长黎元江是“中国监狱得博第一人”，也实在是便宜了他。最希望黎前社长元江先生安心地、认真地好生把监狱小报给继续办好了，到时候给封个“中国贪官狱中办报第一人”，倒也不坏，值得庆贺一把。不过，中国也有望从此诞生“大学媚官第一人”，或者“大学媚官第一群”，那是更值得庆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