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玩了个噱头，说告倒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的“深喉”真名现身，十年官场恩怨“首度述说”(见9月20日《南方周末》)。哪里是什么“深喉”什么“首度述说”啊，陕西省宝鸡市司法局助理调研员曹长征告倒庞家钰的事迹，早就在诸多媒体见光了。要知道，庞家钰“进去”，是整整一年前的事情。

　　相比于此前“11名情妇联手告倒庞家钰”的报道，这个新闻当然要找另外的吸引眼球的关键点，于是就“深喉”什么的了。如今的贪腐之官，拥有一批情妇，这实在不算什么新闻，但情妇联合去告官员，确实还是很吸引人的。那里头有种种恩怨情仇，我不以为情妇们的“举措”属于“起义”，大抵只属于“反水”罢。看庞家钰的倒掉，“情妇反水”是一个因素，下级官员的举报也是一个因素：曹长征用实名来举报庞家钰，早被称为是“蚍蜉成功撼大树”了，中纪委庞家钰案调查组的一位成员也证实，“主要是曹长征，以及其他几名干部的实名举报，引来中纪委的调查”，于是庞家钰倒在“举报猫耳洞”里了。官员反腐也好，情妇反水也罢，无非都是贪官落马、“倒在举报猫耳洞里”的过程性因素，局限于这样的“故事性”，那大抵就是“社会新闻”层面的“东东”或“西西”了。

　　我们应该看看背后的深层意味。我以为，与其说庞家钰是“倒在举报猫耳洞里”，不如说是“死在政治猫耳洞里”。为何？因为庞家钰的“成长”，与中国的其他官员没啥不一样；庞家钰的“落马”，与中国的贪官同样也没有多少不一样。

　　庞家钰的升迁，本身就是中国式政治的产物。这个1944年生人的官员，先是从某个国营厂的科长起步，后升迁为某个厂的副厂长；1984年9月至1986年7月在中央党校培训班学习，镀了金，于是做了地方重工局的局长，完成了从政的关键一步；1988年当上了陕西省宝鸡市政府的秘书长，跳跃成地方领导了；接着做宝鸡市的副市长，接着做市委副书记、市长，接着做宝鸡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再后来做了省政协的副主席，到顶了，也意味着实际上到“二线”了。这样的官员升迁轨迹，不正是中国官员最正常的轨迹吗？这种轨迹的关键问题是，没有一处的“变迁”是由百姓定夺的，庞家钰自始至终由上头所“计划”。只要上面喜欢，庞家钰就是一路皆为“好官”。所以请注意，这个庞家钰，可是党的十六大代表，是八届、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他确实也代表了中国官员的最典型形态。

　　如此之官，就是“政治官”而不是“百姓官”。这样的官员“出事”，是再正常不过了，所以说庞家钰与其他落马的贪官没有多大的区别。因为他们统统都用不着对老百姓负什么责，眼睛一律朝上，唬住了“上头”，就可以将地盘威力发挥到极致，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弄一串情妇算什么大事？庞家钰们就这样生活在“政治猫耳洞”里，里头是封闭的循环，一切都是“上头”计划好的；所以他们的升迁好运，实在是上头给的，或者说，是上头所“计划”的。

　　在“政治猫耳洞”里，干部特别领导干部，皆是被自上而下所“计划”的，就像自上而下被“计划”的经济一样，终究会被实践证明不可能计划得好的。这种“计划经济”般的“计划政治”，注定是没有效率的。“计划政治”下那些被“计划”的干部们，简直就是“计划经济”下那些被“计划”的产品们，次品劣质品当然会大量产生，庞家钰无非是千万个次劣产品中的一个而已，而且那么寻常。

　　“政治猫耳洞”里的官员，不是没有风险，毕竟封闭的循环里还有反腐败。习惯了飞扬跋扈的官员，自我感觉总是良好的，他们将“政治猫耳洞”当成了自己官位的“保险箱”，但总还是有落马的。设想一下，如果他们不是在“政治猫耳洞”的封闭圈里循环，始终是百姓选官、百姓监督的，会是如此放纵自己，让自己一路爽下去最后爽到牢狱里头哭鼻子的嘛？

　　如果大环境真换成了“非政治猫耳洞”式的形态，我相信绝大部分官员们也是乐于接受的，因为他们走出了假爽快的“猫耳洞”，来到了真正阳光灿烂、空气新鲜的广阔天地，才会有真爽快；而在那样广阔天地里为公众服务的官员，事实上是最安全的——你看看现代政治文明社会里，哪个地儿会盛产那么多庞家钰式贪官的？哪里会演绎出如此“身边情妇反水”、“下级官员反腐”奇妙故事的？所以从本质上讲，真正害倒官员的，并非官员本身什么“政治素养”“道德修养”之欠缺，而是他们处于封闭循环的糟糕的“政治猫耳洞”。

　　“政治猫耳洞”式的体制不变革不进步，官员们老是在“政治猫耳洞”里自我欢腾，那是难以将干部队伍建设好、管理好的，总会前赴后继批量生产出庞家钰式的腐败之官。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办呢？这看起来像个“哥德巴赫猜想”式的天大难题，其实智商正常的幼儿园孩子都能解答，因为它就是一个“1＋1等于几”的小儿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