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家具6800万元！这是炫耀性的标价，尽管它没有卖掉，但背后是洋洋得意的奢侈意象。

　　日前闭幕的2007温州国际奢侈品展，一套6800万元的海南黄花梨家具“独领风骚”；而开展第一天，有一组880万元的海南黄花梨顶箱柜，即被买走；至于劳斯莱斯、林肯加长版轿车之类，就更不在话下了。(4月16日《法制日报》)

　　宇宙价的奢侈品，带来的不仅仅是“视觉新冲击”，还有“心理强冲击”。这些年来，奢侈品盛会轮番轰炸、层出不穷，最初是上海的奢侈品展引起轰动，后来席卷北京、深圳、广州、温州等地，2007青岛奢侈品展也将在5月举办。顶级奢侈品市场的地域差异是很大的，富庶之地，辉煌奢侈，流金溢彩。

　　越来越多的富豪和中产阶层，造就了中国庞大的顶级奢侈品市场，众多国外顶级品牌运营商垂涎欲滴，先后抢滩中国。我国奢侈品消费每年正以10-20%速度增长，有一家世界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发布《中国：新的奢华风潮》报告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专家则预测，2015年我国有望超过美国，成为排在日本后头的世界奢侈“老二”。

　　奢侈背后，两大落差隐含其中：一是奢侈品消费者纳税状况不佳，巨额收入与浅薄纳税构成巨大落差。正像专家所指出的：“一些奢侈品消费者对个人生活追求豪华，什么贵买什么；对法定义务却能逃则逃、能避则避。”消费伦理塌陷、守法意识缺失，这已不是什么秘密，“要奢侈，先纳税”近乎奢望。二是贫富落差日益严重，富者拥有的一座座“金字塔”，越来越膨大，堪比“胡夫金字塔”，而贫弱者则深陷困苦，越来越难以自拔。

　　想离“论理”远一点，在这里说一个身边的事实。今年我成了所在市的政协委员，加上在报社工作，于是有人陆续找我反映情况。一位58岁的普通百姓的困苦经历，让我管中窥豹，明白什么是城市里的贫困。他1969年作为知青下乡到黑龙江，1997年回到现在这个省会城市，一家三口挤在属于弟弟的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屋内，没厨房，无卫生间，一年四季上的是一里路外的公共厕所。当年在农场工作时，好歹还能过上温饱日子，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一天6岁、9岁的两个孩子放学独自回家后被患有精神病的邻居农妇所杀，以致妻子一度精神失常，康复后再生育了一个女儿；夫妻后被安排在铁路劳动服务公司工作，从事慢车售货，随着火车纷纷提速，旅客在车上购买食物越来越少，所以经济效益越来越差，最终下岗——没想到提速还有这样的“副作用”吧。回到老家后，丈夫打零工，朝不保夕；孩子读书，学费昂贵；最不幸是妻子患了乳腺癌，大病致贫，雪上加霜。他们向政府申请廉租房，但由于缺少房源，等待遥遥……民生艰难，难以想象。

　　这还是东部较发达省会城市里的民生景况，尽管它是点上的，但足见“幸福指数”并不都在同一条水平线上。贫与富、穷与奢，落差是巨大的。这就是市民社会的“悬殊化生存”现实。公民“悬殊化生存”的景况，严重影响国家形象，损害社会公平，加剧阶层矛盾，发展下去甚至会造成社会动荡。“悬殊化生存”并非无解，发达国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税收杠杆、全民福利、小政府大民生等等，都是必要路径。英国、挪威、瑞典等国家，刚开始实行福利制度时，都不拥有比中国目前更雄厚的物质基础，但他们铁下决心，将社会财富进行了最有效率的优化配置，最终绘就了幸福和谐世界的路线图。

　　社会民生的去悬殊化，本质上不是依靠富豪而是有赖政府的。富豪对接奢侈，这本不奇怪，我们不能指望所有富人都像香港慈善家田家炳卖掉别墅捐资助学、像加拿大华裔医生陈辅唐卖掉豪宅把钱全捐给宋庆龄基金会。倒是对“小政府”有要求：不能把那么多纳税人的钱用于吃喝玩乐、公车消费、出国旅游、大建豪华办公楼，那样富豪们才会有主动纳税的积极性；光是把你建设一幢豪华办公大楼的钱省下来，就可以盖上好多廉租房，用以改善贫弱阶层的基本生活生存的条件。“小政府”与“大民生”之间的焊接点，还真是大政策、优体制、善制度。